据赵主父介绍，鹖冠子乃楚国人，因为喜好用鹖——一种像稚鸡的鸟类——的羽毛装饰发冠，而被人称为「鹖冠子」。
至于本名，却不得而知。
当蒙仲因为成功收服了那五百名士卒而向赵主父复命时，鹖冠子正在向赵主父讲述他的治国主张。
可能是正听得津津有味，赵主父并没有第一时间询问蒙仲的来意，而是让蒙仲亦在席位中就坐，与他一同倾听鹖冠子的主张。
鹖冠子的治国主张，鉴于他也是道家子弟，因此自然也是以道家“无为”思想为核心，即让国家以“顺其自然”的方式建立秩序，（君主）莫要再做多余的事。
何谓「以顺其自然的方式建立秩序」呢？
即顺从“天理”。
比如说「刀耕火种」，在此之前并没有其他生命教授人（类）那样做，是人（类）自行领悟并加以沿用的，简单地说，即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，它是不会因为个别人的意志而改变的——人在发展文明的同时，势必会出现刀耕火种的阶段，以摆脱茹毛饮血的旧习俗。
国家亦是如此。
从最初的部落，到后来的氏族，再到多氏族的国家，再到如今天下的各国，它的行程与发展，其实是有一种必然的趋势的。
人不可超前，也不可保守，顺从文明发展的趋势，顺势而为，也是道家的“顺其自然”主张。
关于这件事，鹖冠子拿法家思想举了例子。
法，古代历来就有，但那时的法是不完善的，说白了全部都君主、贵族说了算，我说你犯法就是犯法，弱势群体毫无反抗之力。直到郑国国相「子产」铸造「刑鼎」，将国法公布于众，法才逐渐完善，被世人所知。
而在此之后，法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约束强势群体的枷锁。
那么试问，既然“法”的出现是为了约束王族、公族、贵族，为何郑国的王族与贵族要推行它呢？
很简单，因为此前不公平的“法”，遭到了相对弱势群体——即新兴地主与贵族的强烈反抗，新旧贵族阶级因为利益纠纷产生了强烈的冲突，使得国家出现了动荡，迫使子产铸造刑鼎，将“法”公开化，缓解阶级矛盾。
所以说，法的完善与公开，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，而由此诞生的法家思想，它也是会必然出现的。
而鹖冠子想要告诫赵主父的，即莫要像曾经郑国那些抗拒“刑鼎”的旧贵族那样，对“新事物”的出现持抗拒心理，而是应该豁达地去接受它，因为很多“新事物”的出现，是（文明发展）所必然会出现的，它不会因为个别人的阻挠就终止或者消失。
在鹖冠子讲述这段时，蒙仲在旁亦是仔细听着。
不过，由于他也是道家弟子，并且也从他老师庄子那边听过类似的言论，因此鹖冠子所讲述的那些，倒也没能使他感到有多么新奇——毕竟这就是道家的“顺其自然”主张。
唯一感到新奇的，即鹖冠子对于“无为”的重新定义，他在道家无为治国思想中加入了法家思想，将“无为”定义为「法规律而治」、「法制度而治」，即先制定良好的法制秩序，再来实现“无为而治”。
比如说，鹖冠子认为应该严格规定国家的新政体制，伍（五）家为伍、设伍长；什（十）伍为里，设里司；四里为扁，设扁长；十扁为乡，设乡师；五乡为县，设县啬（se）夫；十县为郡，派士大夫守卫。
在此基础上，伍长、里司、扁长、乡师，到郡大夫，再到柱国（将军）、令尹（国相），逐级负责告奸、举贤、行教、布令，且按规定向上汇报，而君主也逐级下达命令。
鹖冠子称此为「天曲日术」，可以让“为善者可得举、为恶者可得诛”。
不得不说，鹖冠子的这套国家体制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楚国制度的影响，但它却比齐桓公、管仲时期的齐法更严密，比商鞅治秦的法度更具体，将道家的“法天地而治”转化为“法制度而治”。
纵使是蒙仲，亦获益良多。
“蒙仲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赵主父笑问蒙仲道。
蒙仲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鹖冠子所说的「法制度」，在下理解为，使国家形成一种良性的秩序……”
“秩序？”
鹖冠子闻言眼睛一亮，笑着称赞道：“这个词用得好。”
的确，他所主张的法制度，其实就是使国家形成一套良性可持续发展的秩序，而在此基础上，君主就能实现“无为而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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